《岳阳楼记》，从1046年写就到现在已经974年了，靠近千年的时间，向来被人歌颂，更是被后世文人奉读。只因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思想哺育了许多子女人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品德的形成，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江南三台甫楼之一的岳阳楼然而就是这样一篇雄文，用现在的网络盛行用语去说就是“开局一张图，内容全靠编”，可是编的毫无痕迹，着实令人佩服！根据宋代人的习惯，写“记”以及散文一类的文章，本人并纷歧定要身在其地，主要是通过这种文章记载事情、写景、记人来抒发作者的情感或看法，借景抒情，托物言志。所以写这篇千古名文的时候，范仲淹并不在岳阳，而是因为“庆历新政”被贬官邓州（现在河南省，由南阳市代管），可是编的水平相当之高。
邀人作记通常要附带一份所记之物的样本，也就是画卷或相关文献之类的资料，以供作记之人参考，而范仲淹拿到的就是《洞庭晚秋图》。洞庭全景图（来自网络）其时的岳阳太守，就是文中提到的滕子京（滕宗谅）请范仲淹作两记，一个是《岳阳楼记》，另一个是《《偃虹堤记》。《偃虹堤记》虽无迹可寻，可是在《偃虹堤记》中，范仲淹也同样将偃虹堤形貌得详细翔实，相较岳阳楼绝不逊色。以至于大家都怀疑《岳阳楼记》不是靠开局一张图编的，而是范仲淹去了岳阳楼，身临其境才写的，因为编的太像了！那么《岳阳楼记》是纯靠编么？肯定不是。
“前人之述”的铺垫古代念书人，入仕的必修课除了四书五经等经典、前人诗作等，在农业社会，地理图志类的书籍是必读的，如《尚书.禹贡》、《水经注》等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作为父母官，除了执政，兴修水利险些是须要事情之一，如白堤、苏堤就是白居易、苏轼在知任杭州时候在西湖兴修水利的见证；而范仲淹也不破例，，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，就有重修捍海堰的治水之作。所以从这些文籍去获得洞庭湖的远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就有了对这番远景的形貌。予观夫巴陵胜状，在洞庭一湖。
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，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。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，前人之述备矣。
然则北通巫峡，南极潇湘，迁客骚人，多会于此，览物之情，得无异乎洞庭水系图范仲淹是很老实的，岳阳楼有啥写的，还是写洞庭湖吧，洞庭湖的大景写完了，还不忘说一句“前人之述”，这些都是铺垫，更重要的在后面——异样的“览物之情”！“二者之为”的注脚这些人会因为天气和外界的情况变化而慨叹身世，慨叹宦海浮沉。天阴雨湿则满目萧然，感极而悲；春和景明，则把酒临风，喜气洋洋。清代林云铭《古文折义》中说：“盖滕公以司谏谪守巴陵，居庙堂之高者忽处江湖之远。
其忧谗畏讥之念，宠辱之怀，抚景感慨，不能自遣，情所必至。篇首提出“谪守”二字，本是此意。妙在借他方之迁客骚人，闲闲粉饰，不即不离。
”可以说这段点评点透了为什么花那么大光阴去形貌二者之为，这种二者之为的心情何尝不是挚友滕宗谅的写照呢？究竟滕子京因为被人诬陷被贬官至此，心中自然是忧谗畏讥的。“古仁人之心”的升华二者之为都是点心，异于二者之为的才是主菜。如果只是这么写《岳阳楼记》，那就不是范仲淹了，尔后的岳阳楼也不会名声大噪了。
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、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才是一个有理想的士医生该有的胸襟理想啊，正所谓“若知念及君民之当忧，自有不暇于为物喜，为己悲者。谓之自述其怀抱可也，即谓之遍告天下后世君予俱应如此故意，亦无不行也”（清代林云铭《古文折义》）是啊，两个贬谪之人，没有谁更懂相互了。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十一月，滕宗谅由于治边有方，战功卓著，在范仲淹举荐下，擢升天章阁侍制，加环庆路都部署，接替范仲淹任庆州（今甘肃庆阳市一带）知州，不到一年，庆历三年，因为郑戬诬告滕宗谅在泾州滥用官府钱财而被一贬再贬，到岳州任职，重修岳阳楼即是在这样的配景条件下完成的。而范仲淹，庆历三年到五年实施的新政，因为新政实施后，恩荫淘汰、磨勘严密，希图荣幸的人深感未便，于是诋毁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，范仲淹也请求外放，但外放的范仲淹并没有颓废。
庆历六年（1046年），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，重修览秀亭、构筑东风阁、营造百花洲，并设立花洲书院，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，邓州文运大振，而这也正是《岳阳楼记》成文之时。这篇“跑题”作文，惊艳了文坛，滋润了士林，还将流芳千年，这也许就是 “开局一张图，内容全靠编”的巅峰之作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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